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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附近监控也没能拍到详细画面，作为链底端草动的我在三个小时后被警官顺手送到版社门。

撒哈拉用一非常油且难以形容的表重新上打量了我一遍：“好吧，那也没关系，反正是已经去世的人。您打算印多少？”

就算那位暗黑系好心路人捂得跟绝症病人似的，警察先生们还是锁定了他的份：盘踞在港的黑手党成员。早已猜到答案，我从到尾闭嘴很是惜命。不怎么说那黑衣青年好歹饶过我，鉴于本地武装社团的凶残程度，我一也不想给自己添麻烦把他或是他的同事再次召唤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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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友人不是先生。”我很有耐心的回答他：“我曾经得过他的帮助，可惜其人英年早逝，唯余手稿数卷。想来如今除了我，大概也不会有太多人记得。”

我们只是救援者和被救者偶然成为朋友的形。至于他为什么会把遗稿送到我这里，大概是其他友人不方便，或者因为只有我还留在近似的版行当里挣扎混饭……

世俗观念中只有关系极其亲密之人才能放心托付遗志，然我却是真的冤枉——这世界上不会再有比织田作之助更正直的人了，我刻怀疑他连吐槽朋友的俏话都不会说，更别提与有夫之妇发展什么不合时宜的关系。

“我已经亲自校对过了，也自行准备好电档，只需简单调整排版布局。包括画也是我画的，作者很年轻，已经去世了，是我的友人。”我垂睛，怕被对面过于大的圣光闪。

既是受害者又是幸存者，当然跑不了被盘问。然而不被问到什么我都只有一回答——“我不认识那个人”、“他了墨镜看不见脸”、“没有发生谈”、“太害怕了不记得”。

撒哈拉端的手顿住，非常符合世俗风的神来一笔：“恕我冒昧，究竟是您先生的遗稿还是您友人的遗稿？我似乎听到了指代男的代词？”

人在横滨飘嘛，这次没死说不定次就死了，既然还有机会就得尽快把约定好的事先办完。

后面那些容无一例外都牵涉到结算金额，事关钱的问题，撒哈拉显得非常计较。他对于输法不把标符号算作一个字的法大为不满，就好像我占了多少便宜似的。

被抬上救护车，我把遗稿取来抱，至于染血的无纺布袋则给警官们作为证带走。

接待我的是位个矮小颇为荒漠化的中年男士，容我偷懒就喊他撒哈拉吧，贴合人形象的名称便于记忆。临时工奉上白开后撒哈拉问了几个简单问题，无非“稿从哪里来？”“写稿的人呢？”“多少字数，印多少本，需不需要雇佣工人校对？”以及“选择哪类型的装帧。”